• 林佳和教授:勞動4.0對企業生產組織與勞動關系的影響

    作者:       發布于:2019-12-04 14:21:14       瀏覽次數:

       11月12日晚,臺灣政治大學法學院林佳和教授受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武漢科研實踐基地邀請,在法學院105會議室舉辦了勞動4.0對企業生產組織與勞動關系的影響主題講座。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導師組組長、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管斌教授受邀與談。


    林佳和教授在“工業4.0”背景下引出“勞動4.0”概念,指出技術進步與變革將催生新的勞動面貌,這就需要勞動法予以回應。林老師以眾包工作為例,分析了新型用工關系的運作模式,隨后總結出25點勞工關系的發展趨勢:勞工關系中流動取代僵化;點對點管理取代層級式管理;委托取代雇傭(導致傳統勞動關系質變為只提供勞務且不再維系繼續性關系);復雜的IT系統改變了傳統的企業組織結構;生產過程中員工的角色逐漸從勞務提供者走向機器的監督者;人與機器之間可能產生新的互動形式;云端與眾包工作將逐漸全面數位化;擁有詮釋數據技術能力的工作者無法被取代;工作地點和移動自由帶來工作界限的弱化;勞動者的工作與私生活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企業管理技能等創造性的活動難以被機器取代;企業紀律與懲戒權的作用減弱、企業管理更依賴于同事之間的信賴、企業通過平臺進行按需雇傭;工會影響式微……這都對現有勞動法規定提出了挑戰。


    林老師多次強調“法律永遠走在現實后面”,在勞動法領域,往往是實踐先行、理論跟上、立法滯后,而對于現有的新型用工趨勢,勞動法對此回應很慢。林老師結合德國、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等多個國家的相關規定,從擴大勞工概念、降低勞工身份保障程度、社會保護必要性標準、個人勞務賬號的收入標準等方面討論了“勞動4.0”新常態下勞動法可能做出的回應。最后,林老師向在場老師與同學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何為勞動法秩序的使命與宿命?


    在與談環節,管斌老師從七個方面分享了自己的觀點。


    第一,按照平臺經濟的發展趨勢,集體勞動關系在走向衰亡,而且工會面臨的困境越來越大。那么新興的平臺經濟會出現創業戰略團隊和工作坊這種有些類似于新型工會的形式,從馬克思哲學的角度看,這是不是否定之否定的工會樣態?這種戰略團隊和工作坊的組成過程和運作過程是否體現了新型工會的民主協商、民主管理?管老師引用了《微粒社會》里面的一個觀點,認為在未來社會里人會越來越微?;?,特別在勞動關系領域,就像是物理世界中的布朗運動一樣,在偶爾的場合下,大家基于一個目標,組成戰略團隊和創業工作坊來做一個事情,這是不是一種特定的集體模型?這種行為未來勞動法應該給它一個什么定位?是不是說它已經取代了原來的傳統勞動法2.0或者3.0的工會樣態?


    第二,在歐洲國家或者日本的勞動權規定中,有一種民主事務權,比如一些工人可以具有工人董事、工人股東的身份。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正在逐漸混合,投資者和消費者也在逐漸重疊,也許未來社會發展趨勢可能是很多人在一個社會關系里扮演多種角色,而且不同角色之間可能會出現特別大的差異。所以也驗證了人類發展的趨勢是符合馬克思的觀點的,比如說越來越重視協商民主,越來越強調差異正義,越來越突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集體勞動法可能會從整體上重構,否則可能像林老師所說的“去勞動法化”,可能會成為歷史的灰燼。


    第三,關于勞動關系的建構,林佳和老師強調勞動關系的核心概念是從屬性,而關于如何認定從屬性這一問題,在平臺經濟里,比如滴滴打車公司會通過網絡給員工以技術上的控制力,司機上線了就必須在多長時間內回應公司的召喚,那么以技術控制力因素來判斷從屬性標準,以此來界定勞動關系,這是不是可以作為未來平臺經濟下建構新型勞動關系的一個表現呢?


    第四,關于工作時間的未來趨勢,未來應該是向著部分工時化、工作時間碎片化發展,這是符合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面對于人的全面發展的論述。歐洲國家的工作時間從每周40小時,到35、30小時,甚至是兩天半,那么按照平臺經濟的算法,可能在2025年有80%的人都會下崗。社會發展從勞動1.0、2.0、3.0到現在的4.0,勞動時間越來越少。馬克思認為人的時間分為用以提供生存的勞動時間和用于自身發展的自由世界兩部分。未來的工作時間會更加彈性,自由時間讓勞動者按自身的意愿,獲得更多的幸福感,這是對人類本身的一個解放。


    第五,關于勞動者的建構,能不能吸收日本民法對民事主體的人像解讀這一做法,姜戰軍老師在《法律科學》上有一篇《歷史視野中民法的“多彩人像”》就是關于民法人像設計的研究,這是中國大陸民法哲學或勞動法哲學的一種學術想象。管老師非常認同林老師對勞動關系建構里面從屬性的這種光譜認知,一頭是獨立性,一頭是從屬性,對這種平臺經濟的勞動關系必須做類型化劃分,比如可以從勞動者的從屬性程度做劃分。管老師認為,在重視差異正義、強調協商民主的背景下,我們在設計相關的制度的時候,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按照社會學中結構功能主義的路徑,盡可能實現平臺經濟勞動關系類型化處理,更多的實行法律政策化,給行政當局更多的自由裁量權,或者弘揚司法系統的能動司法理念,發布更多的司法政策指導性意見來應對具體勞動實務,管老師基于社會學的想象力預測法律會越來越原則化。


    第六,在關于勞動4.0的適用上,管老師認為一個社會不可能整齊劃一地從1.0一步一步走到4.0??赡芙^大部分就像王全興教授所說的那樣,這個時代可能是一個亂來的時代。不同時代的問題蜂擁而至,就像新東方的出國勞工外語培訓一樣,有的是零基礎,有的是四級水平,有的水平很高。這就類似于我們現在所處的勞動社會系統,多種樣態的勞動關系都同時存在。我們現在用一個所謂4.0的結構來調整所有勞動關系,難度是非常大的。如波蘭尼所說,在西方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如果出現了一個社會問題,他會制定相關立法來區隔和穩定社會風險,社會運轉一段時間以后,又會產生新的風險來沖擊原有的制度,這時候又會制定新的相關立法,如此循環,與時俱進。中國幅員遼闊,而且各個區域的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所以在中國大陸我們考慮勞動關系的時候,需要根據我國的人口基數,判斷哪些人是需要社會繼續保護的,然后計算一個具體的數據,類似于保險精算一樣,判斷只有保護哪些人才能讓社會穩定,才能讓這個制度確實是服務于這個社會的。在不同地區,可能需要配備勞動法3.0、勞動法4.0來構成分量不一樣的法律制度。林老師指出中國大陸平臺經濟的發展遙遙領先世界平均水平30%以上,然后臺灣是領先5%左右。那么我們現在要判斷的是在哪種發展階段算是達到了平臺經濟勞動立法的一個成熟期,這時候的立法可以全覆蓋到整個社會。還是就像設置某種特區一樣,某個地方勞動關系是平臺經濟覆蓋的,所以這個地方先行試點,去搞一個平臺立法、勞動立法。那就需要思考如何進行社會的定性,如何判斷立法狀態、立法時機的選擇這些問題了。


    第七,學術界對《資本論》的一個爭議——到底是勞動雇傭資本還是資本雇傭勞動?林老師在講座中提出到底是工作走向勞動還是勞動走向工作?管老師認為,社會發展會越來越復雜,勞動和資本的關系也會越來越復雜。雖然壟斷資本理論認為勞動是從屬于或者附庸于資本的,但法國有學者直接表示資本會泛化,具有某種勞動能力實際上就意味著擁有某種社會資產。那么這個時候勞動和資本是不是已經打通了?



    林佳和老師回應道:

    第一,自己試圖描述的是一個趨勢,這個趨勢并不代表必然會成為事實。對于工會的未來發展,事實上工會自身都非常的努力,比如把平臺組織起來,只是能夠組織起來的不是傳統定義中的工會。工會可能是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成員之間沒有見過面,可能不團結但是卻一起行動。工會面對危機,它會找到一個出路,而不必然會被消滅,那種新的模式可能我們不再稱之為工會,而是另外一種團結形式。但勞動者事實上很早就開始區分為核心與邊緣,那么我們會發現某一些工會組織,特別是傳統式的會慢慢集中在核心勞工,邊緣勞工將必須發展別的形式,如果不發展或發展不出來,就會像剛剛管老師提到的工會作用減弱。


    第二,關于集體勞動法何去何從,勞動法分兩種不同模式,一種是以對抗為邏輯的歐洲同盟自由,另一種是以合作為邏輯的經濟民主模式。1970年、1990年到2009年的三次經濟危機后,歐洲專家發現,共同決定可以支撐渡過危機,同盟自由卻沒有辦法渡過危機。所以歐洲人就有新的想法認為,勞動者團結的未來或許不是工會而是共同決定,也就是說不再用對抗的邏輯,所以說不妨把未來集體勞動關系跟集體勞動法的重心擺在合作,擺在共決。民法的標準形式是提供一個標準的契約規則,重視雙方的意思表示自由,也就是正確性保證的利益滿足結果,這叫形式化結果,只提供形式規則。我們所熟悉的勞動法是一個實體化發展的結果,勞動法最重要的內涵是實質化,我們不斷告訴勞資雙方說工作時間只能多少,每個月要最低給多少工資,這都是實體化,實質化。90年代很多專家就預測,勞動法應走向程序化,盡量只提供程序,但這并不是假設雙方是平等的,程序化是假設雙方是不平等的,所以要限制一方的某種權利內容,要勞資雙方就具體事項達成共識,這就是我們說的共決。臺灣在2000年就規定所有國營企業都要有勞工模式,到今天臺灣有超過600個工人當過董事會的董事,雖然成效沒有很好,但至少是往前踏了一步。

    第三,關于在從屬性標準中加入技術控制這一因素,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我們說每一個人是一個完全的自由體,似乎沒有從屬性,但我們都知道這不是實話,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從屬性內涵,這個從屬性內涵不只是存在于工作過程,甚至可能是擺脫家長式父權主義色彩。日本那種來自于家長式的企業文化,在1980年代有一個很大的沖擊。我們要找到一個新的定義,今天的勞動者不再像過去那樣任由指揮,他有越來越高的自主性,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隨著1980年代集體主義的消亡、個人主義的蓬勃,個人化改變了勞動關系,也改變了管理,改變了法律關系。


    第四,1990年代有一本很有名的書,講效率作為法律原則,這告訴我們法律人可能有一種更重要的法律原則叫做效率。但沒有一個國家將效率作為原則寫入憲法。在1970年代,從美國開始、特別是芝加哥學派,發展出法律經濟分析,指任何法律制度都要通過經濟分析,達到最高的效率。盡管個人對此有很多批評,但它至少講對一件事情,就是不能不在意競爭力效率,法律不必把它當作最高價值,但法律不能忽視它。歐陸這幾年有一個新的討論議題是合作社,圣西門、傅立葉、歐文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曾經在18世紀描繪合作社:勞動者以自己做為主人,獨立而和平地進入經濟市場。合作社在1880年代就被認為破產。但是合作社現在處在一個重新思考的階段,雖然還不到制度成熟的階段,但在數位時代合作社似乎找到一個新的正當性和重合基礎。這就是林佳和老師對資本與勞動問題的看法。



    本次講座由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主辦,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武漢科研實踐基地承辦。勞科院武漢科研實踐基地為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與華中科技大學共建,到目前為止已在勞動合同法實施效果評估、集體協商案例調研、根治農民工欠薪、勞動關系公共服務、勞動爭議類案裁判等項目上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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